江平走了，圆桌已散，该向何处去

在裁判文书网被关闭等背景下，江平的辞世，更像是一声巨大的叹息和句号。

江平何人？

江平出生于1930年，1948年入读燕京大学新闻系。成为记者，是他当时的理想。

上大学一年后，政权更迭。又两年，他被选派赴苏留学，专业是法律。

在苏联期间，他担任中国学生会主席，与当时在学校学生会团委工作的戈尔巴乔夫共事。课余时间，他参加足球队，中外学生打成一片，其乐融融。

江平这张年轻时的照片，真是气宇轩昂，英姿勃发，一看便是人中龙凤。

苏联的大学要读五年，加上还要先学一年俄语，一共六年，这批留学生本应该是1957年毕业。可江平好强，在苏联只学了半年语言就达到上学要求了。头半年的四门课，后来也陆续都补上了。就这样，1956年，江平比所有的同学都提前一年毕业，提前一年回国。就这样紧赶慢赶，他赶上了评右派。 

“从1957年到1978年，我该失去的失去了，不该失去的也失去了，最低谷时，除了这条命，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。”

“我1951年出国，对国内的政治气候很陌生。开始嘛，鼓励给党整风，提意见，可是我发现大家都不太说话。这时有人就鼓励我说，你们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年轻专家，应该带头啊。”

于是，江平带头写了份大字报，题目叫《二十个教师的意见》，针对学院当时的问题提了五点意见，贴在校园里。“开始大家都说意见提得好啊”，但没几天，整风变成了反右。因为这份大字报，江平在政法学院“抢到”了头一批右派帽子。他也被从“人民的阵营”踢到“敌人的阵营”，也不准再从事属于“国家专政工具”的法律专业。

因为戴了一顶“右派”帽子，在苏联相识的新婚妻子与他离了婚。后来，在北京西山抬钢管过铁路时，因为太累了，连火车过来的声音都没有听到，江平整个人被卷到了火车下。最后虽然侥幸捡回来一条命，但却永远失去了一条腿。一个热爱足球的人，却失去了一条腿，这是何等的锥心之痛。

三十岁左右时，江平写下一首名为《自勉》的诗，从中可窥他的心境。

“残肢逆遇何足悲，伤情失意安得摧。愿将惭怍五尺躯，送与世炉万般锤。”

经历这些事之后，江平依然乐观，觉得还可以忍受，只是看问题的角度有了些变化，“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了一条命，我觉得对人生应该有乐观的态度，多活一天是多美好的事情！”

乐观，帮助他活了下来。毕竟，离婚，残疾，右派，无论哪一项，都不是容易过的坎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他被下放到安徽“五七干校”劳动。1972年，北京政法学院正式宣布解散，他被分配到延庆中学当政治老师，直到六年后北京政法学院复校。

其间，江平再婚，妻子也是右派家庭出身。

江平学生曾听师母回忆：在延庆改造劳动的江平单身带儿子，长城外冬天寒风刺骨，没钱给儿子买棉衣，他把自己旧大衣给儿子改棉袄，还亲手一针一线织毛衣。

1957年到1979年，是江平最苦闷的22年，他视之为“人生最大的遗憾”：“我在能够为中国法治事业做贡献的时候，已经五十岁了，人生最黄金的时代，恰恰应该是在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二十年，我丧失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。”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是江平最感舒心的一段时间。

他终于可以愉快教学了。江平授课一般不专门准备讲稿、照本宣科，而是手里拿着几张卡片自由发挥，收放自如，非常潇洒。有学生回忆说：“听江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。他站在三尺讲台上，器宇轩昂，一口标准的国语和悦耳的嗓音，谈吐之中洋溢着知识的自信，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，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。”

著名学者贺卫方是江平的弟子，他回忆，“在谈到自己经历的磨难时，他语气平缓，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让他刻骨铭心，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是江老师品格最具有感染力的部分。”

后来，他又走上管理岗位。先是当上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，1988年又转正为校长。虽然校长只当了不到两年，但却被很多法大学生视为“永远的校长”，校长的称呼一直延续至今，这种“待遇”在法大历任校长中并不多见。这一点，颇像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。（刘道玉的故事见这篇：雷军为何捐13亿给武大？因为一个山高水长的名字）

那时的江平校长，在很多学生眼中，是“骑自行车的校长”，“在简易棚办公的校长”。一些学生说，看到江校长在简易棚里办公，他们心理就平衡了。江平担任校长期间，法大充满民主自由气氛。法大毕业生都爱回忆那时校园朝气蓬勃的氛围，说校园民主自由的气息弥补了艰苦办学条件，江校长功不可没。

签有江平名字的毕业证书，也只有85级这一届。当年的法大毕业典礼，是一个经典场面。当时，江平带头唱起了《国际歌》，底下的学生跟着一起唱，很多学生边唱边哭。有一些先去食堂吃饭的学生，听到歌声后立刻端着饭盆跑了回来，加入了合唱的队伍。典礼结束后，心潮澎湃的学生们久久不愿离去。

这次毕业典礼之后不久，江平被免去校长。关于此事，他曾有以下回忆——

1989年，你说我主动辞职也好，被免职也好。我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岗位上下来了，做个普通教授，一直到现在。当天我带团在国外。美国教授都劝我先别回来，看看再说，但我自己主动回国来。这大概也是我罪过不太大的原因，我率团回来了。已经事后了，学校党委扩大会议上，书记说完要校长说话，我就说了三句。当时我想明白了，大不了这个校长不当了，不相信会把我抓起来，我还是教授，还是人大常委会委员呢。我知道后果。但自己的政治态度要明确，见解要表达，否则没法跟自己、跟历史交代。这个跟1957年反右不同。57年我思想上没有太大的对抗，因为还没有完全独立的政治见解，更多的还是确实觉得自己做得不对。

这之后我的态度一度比较对立。后来到小平同志南巡讲话，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，我的态度才缓和下来。坚持改革开放是对的。

不管什么时候，江平始终坚定地和学生站在一起。学生出事，他会不顾压力，四处营救。有学生回忆，某一年出狱，曾经去江平家拜访。当时江平还是全国人大常委，但仍不避嫌，热情接待。

罗翔曾回忆，只要学生有召唤，江平都会欣然前往。学生给老校长安排的接送车辆都是最普通不过的“黑车”，有时罗翔自己都觉得坐着不舒服。江平对学生的这份热爱，深深感动了当时仍属青椒的罗翔，让他知道了何谓工作的意义与教师的使命。

做回普通教授的江平，带了不少博士生。在他的这些博士中，基本上没有官员，也没有混文凭的，大家都是奔着搞研究来学习的，毕业后也大多事业有成。这一点让他非常欣慰。

很多学生是慕江平之名而来，非他当导师不可的“学术粉丝”。陈波曾经是贵阳的一名警察，有一次无意中读到《江平文选》，深受激励，辞去公职，连续考了六次江平的博士。最后一次，连江平都说，如果没考上就别考了，可以收作门外博士弟子，有问题随时可以上门问。但在第六次，陈波成功“上岸”。有一次，在江平生日寿宴上，陈波和其他学生一起大喊：“如果有来生，我们还做您的学生!”言毕，大家泪流满面。

因为学识渊博、人品高洁，江平在很多法大学生心中份量很重。份量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如果没有江平出席某次学术研讨会和毕业典礼，那么这次会议就不能算成功。

有一年，纪念法大校庆，主持人念在座校长的名字，念到江平的时候，台下掌声雷动。

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黄进，曾评价江平对这座学校的影响：“中国政法大学有一种精神，就是只向真理低头的精神，这种精神，是江平先生用他的言行为我们打造的，他永远是我们法大的一面旗帜。”

江平一生致力于打造法治中国。和法治相对的，是人治。这方面，他做了很多。

八十年代中，他与中国人民大学佟柔教授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家福教授、北京大学魏振瀛教授，一起起草了《民法通则》草案的第一稿。四个教授，也被后来法学界尊称为“民法四先生”。通则中的156条，现在看来虽然简单，但把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都做了规定。因此，《民法通则》被誉为中国版的“人权宣言”。这部法律确立的“平等、自愿、等价、有偿、公平、诚实、信用”原则，至今依然是规范民商活动的统领性要求。

2003年春，十六大刚刚闭幕。江平被邀请参加一个小范围的高层专家会议，再次讨论修宪问题。

据光明日报报道，会上，江平表达了这样几点意见。其中一条非常大胆：宪法不要常修改。应该是政治体制、经济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时，才能考虑宪法修订。如果不是政治、经济体制的变化，那么至少要更强调公民权益的保护，这样才更有意义。

2004年3月14日，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。一些被修改的条款，隐隐可见江平所坚持的理念。

比如，第十条第三款“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。”修改为：“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。”

再比如，第十三条“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、储蓄、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。”“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。”修改为：“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。”

江平曾出版过两本文集，一本叫《我所能做的是呐喊》，另一本叫《私权的呐喊》。为私法奋斗、为私权呐喊，贯穿了江平的一生。 

关于身份证上是写“居民”还是“公民”，江平也有过精彩论述。他说，“公民”是宪法的概念，身份证本来就应该是“居民”的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证？这个牵涉到一个复杂的背景。过去讲伟大的光荣的公民，判刑的人就不算公民，是剥夺了公民权的，但判刑不能剥夺居民的身份，从这一点来说，身份证明还应该是从居民来说更合适。公民教育是另一个问题。中国的老百姓从臣民、到国民、到人民、到公民，是一个逐渐法制化的过程。

2015年，江平还曾为呼格吉勒图撰写墓志铭：以生命警示手持司法权柄者。 

他曾说：“中国社会必须前进。所谓前进，其实不过就是两条，一个是国家富强，一个是民主自由；经济要发展，政治要进步。”基于此，他一直在为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呐喊，并致力于普及法律知识。

他说自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，虽然是很多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和客座教授，有很多社会兼职，但他没正经读过多少法学名著，也没写过正经像样的专著。他认为自己是个法学教育者，是一个不想局限于自己舞台的大学教授。他想尽可能作法学的宣传。中国跟西方国家不同，在西方，法制知识已经普及人心，而中国不同，从上到下，对法律的基本理念、基本准则还不熟悉，缺乏基本的了解。所以，他要不断开讲座，做演讲。 

江平的演讲，中气十足，激情澎湃，每每让人印象深刻。或许是学过新闻，他的演讲中，很少说枯燥的法学原理，而是融入大量社会热点事件，寓理于事，寥寥几句，一听就懂。其中，也不乏振聋发聩的金句。

在一次全国律师大会上关于中国律师的使命的演讲中，江平说：“作为律师，苦乐是你个人的感觉，善恶是你的社会形象，成败是你个人的事业，而律师职业的兴衰关系国家的命运”。

对于一些法律人，江平有不满。他说，有些学生“在学校慷慨激昂反对腐败，反对这个反对那个，这个不满那个不满，可是当了法官之后比老法官还黑。学校的时候赤子之心是满腔热忱，但是一到了某些职业，他的赤子之心就麻木了，我觉得现在有些学法律的人很大一个危险就是缺少赤子之心。”

赤子之心，可能是支撑江平度过那么多劫难的最大力量来源。在自传中，他说：“支撑我的信念就是最简单的那个东西，我始终认为，中国走向法治，走向民主，这是谁也不能改变的潮流。”

正因为有如此坚定信念，所以他总是不平则鸣，始终呐喊。在他的身上，完美融合了传统士大夫的气节和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担当。也许，这些特质只能在他这样的老辈人身上还能看到。

虽然，江平的大半生都是一个只有一条腿的残障人士，但是他的大勇，却是很多正常人所难具备的。因为他有信念，不苟且，所以才能把内心的良知，化为为天下鼓与呼的行为。

知识人应作何人生选择，江平树立了一个标杆。

江平最欣赏的一句话是“只向真理低头”。关于真理，江平曾说：“真理不能盲从，只有经过比较、分析、思考、辨别的过程，才能更接近真理，一种声音、一种思维是得不出真理的。”

除了真理，江平一生中最重视自由。

当年，一个18岁的青年，初入燕京大学校园，他见到一行大字：因真理，得自由，以服务（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）。这是燕京大学的校训。

从18岁，到93岁，江平这一生，无愧这句校训。

老校长走了，一个时代似乎也在收尾。《亚瑟王》中有句台词：主公，圆桌已散，我该向何处去？

向何处去？

茫茫冬夜中，江平亲书的那块“法治天下”的石碑屹立，下有鲜花，不畏严寒。那上面的字，是他的“中国梦”，也是无数人的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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